一、14—18世纪的欧洲体育启蒙

欧洲，承接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17、18世纪十分重视体育在教育中的作用。这一时期，很多思想家和知识精英进入体育领域，形成了初步的体育教育思想。例如，捷克伟大教育家夸美纽斯（1592—1670）、英国哲学家洛克（1632—1704）、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等。他们信奉“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这句古老格言，认为合理的体育有助于培养勇敢和坚毅的精神。

扬·阿姆斯·夸美纽斯

约翰·洛克

让·雅克·卢梭

自然主义的教育家还进行了广泛的体育试验，逐渐确立了学校体育体系。学校开始设置宽广的运动场，开展体育锻炼，通过游戏、跑、跳及球类活动增进儿童健康，培养儿童意志，提高其生活技能和应变、应急能力。要求儿童应学会“爬山岩、跳远、跳高、爬树、翻墙，学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平衡”，学会游泳和赛跑。

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的中国仍然实行科举制度，文武分设。尽管文武兼修是中国人传统的追求，但是对于多数文人而言，对体育的重视是不够的，文武兼修的人毕竟是少数，没有系统的体育思想和理论。

文武兼修的孔子

岳飞

王阳明

二、19世纪世界体育的勃兴

19世纪，世界体育迎来了勃兴。欧洲大陆先后形成了德国体操、瑞典体操两大体系和学派。这里的“体操”泛指各种体育运动。另外，英国传统的户外运动和游戏改进升级，日趋规范，推广迅速。美国作为一枝新秀，也研发出很多新的体育项目。

这一时期，棒球、篮球、排球等新的运动形式陆续产生，很多国家建立了体育制度（包括学校体育、体育管理和体育专业教育等），近代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其他国际组织也相继产生，国际体育交流日益扩大和深入，世界体育的面貌焕然一新。

（一）足球

1863年10月26日，英国人在伦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足球协会——英格兰足球协会，这天成了世界现代足球的诞生日。

（二）乒乓球

1890年，驻守印度的几位英国海军军官，发现在一张不大的台子上玩网球很刺激，从而发明了table tennis。后来，因其打击时发出“Ping Pong”的声音，于1900年得名“乒乓球”。

（三）篮球

篮球，1891年12月21日由美国人詹姆士·奈史密斯发明，1896年传入中国。1936年，篮球在柏林奥运会中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四）排球

1895年，美国人威廉·摩根发明了排球。1896年，正式定名为Volleyball（空中击球）。

（五）奥运会

发源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停办了1500年后，法国人顾拜旦于19世纪末提出举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倡议。1894年成立奥委会，1896年举办了首届奥运会。

顾拜旦

三、清末民初的武术创拳热

转回头来，再看中国。当时的中国处于清朝末期到民国初期，武术界出现了一个创拳的热潮。这一创拳热潮与近代世界体育的勃兴是同步的，具有很大的一致性。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除了有中国武术文化自身发展的原因，也不排除最先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受到了洋人的影响。

太极拳大致于鸦片战争之后由杨露禅传入北京，后经武禹襄等人努力，获得大发展，得以显世。该拳初入北京时，没有正式的经典名称。之前在河南温县陈家沟叫做“陈家拳”，也有“长拳”“绵拳”“化拳”之类的称谓。“太极拳”一名，很可能是武禹襄所起、是武禹襄的贡献。

同一时期，董海川创立了八卦掌。太极拳领域则迅速出现了武氏太极拳、吴氏太极拳、孙氏太极拳等。再晚一些，王芗斋创立了意拳（大成拳）。民国初年，各地创办了很多国术馆，采用学校教育，教授武术。

从各位创始人的生卒年月看，杨露禅（1799—1872）、董海川（1797—1882）、武禹襄（1812—1880）、吴鉴泉（1870—1942）、王茂斋（1862—1940）、孙禄堂（1860—1933）、王芗斋（1885—1963）等人的主要武术传播活动均在19世纪后叶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

杨露禅

武禹襄

董海川

孙禄堂

王芗斋

四、近现代中西方体育发展的共性

19世纪后叶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中国和国外体育都是高歌猛进，有共性，也表现出很大的文化差异。

（一）共同奠定了今天世界体育的框架基础

好的运动很容易风靡全球。今天，武术深受中外人民的喜爱，世界上习练太极拳的人数据说达到了6亿人。足球，更是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似乎让整个世界“疯狂”。乒乓球源自英国人，今天却几乎成了中国的国球。

（二）体育目的的相似性

关于体育的目的，欧洲自18世纪以来，开始广泛讨论。这一时期的德国体育，重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意志教育，认为体育的目的在于激发德意志的民族意识。

美国教育界和体育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多以健康为体育的主要目标，一战后，更看重体育的教育价值。1919年，美国“高等院校体育主任联谊会”的许多学者指出：体育是教育的重要一环，体育目标应以教育目标为转移，体育应提供训练包括身心在内的“完整个人”的机会。体育“在发育中的目标”应包括发展体能、智慧、神经肌肉组织和器官功能。体育“在社会规范中的目标”应包括培养“领导才能、良好的道德习惯、理想与仪表”。认为体育并不以获得健康和优良士兵为目标，重在于通过获得健康“使心理上得到鼓励与满足，并在适当的社交环境中能够从容自处”。主张学校体育运动应作为一项教育计划，而不应看作是附带的表演、课余活动或学生的娱乐活动。

苏联建立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认为体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劳动能力和军事能力，体育不仅是青年的文化、经济和军事训练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教育群众的方法之一和团结广大群众的手段。在企业、机关和学校中广泛建立了体育小组和体育团体。

中国，很早就讲究文武双修和性命双修，近代则讲究强身强心，民族自强，抵御外侮。性命双修，就是精神修养和肉体训练并重。“命”在这里主要指肉体，“性”主要指精神、心理和灵魂。中国的“性命双修”思想境界很高，这与后来西方卢梭、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内核上高度一致。

卢梭认为教育以把人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成员为目的，重视体育和劳动教育。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提出了解决人的个性形成和全面发展的教育学说，主张广泛的体育，力求培养坚强、有力和勇敢的青年一代。

马克思从R.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里看出，“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体育和智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资本论》）。恩格斯在《欧洲能否裁军》一文中阐述了青年体育问题。他建议在学校中进行体操训练和军事训练，以增强学生体质，提高军事素养。

（三）体育与教育

在体育目标方面，“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的教育”这一现代体育的概念逐步建立起来，使体育进一步被纳入教育的轨道。

应当说，中国是十分重视教育的国家，武术与教育的结合很早。商周时期的“六艺之学”包含“射、御”，“射”就是射箭，“御”就是驾车，就把体育包含在教育之中。民国时期，更是提倡武术（当时称为国术）与教育结合。

相比之下，今天很多中国人在思想中还没有真正重视体育在教育中的作用，没有重视体育在完善人格、提升智慧方面的作用。近几十年来，流行这样的观点“学习不好的同学去搞体育”“搞体育，争取作为特长生录取，高考时可以加分”“搞体育的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我儿子文化课不太好，因为他是搞体育的”。没有看到体育在提高智慧、领导力等方面的作用。

将来，或许人们会这样讲：

“我儿子为什么聪明，因为他练习武术，感知力、构思力超越常人”

“我儿子文化课考试成绩高，因为他体育好，有智慧，记忆力超出常人”

“我儿子具有领导才能，因为他从小热爱体育，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总结和调整”

“我儿子奉公守法，因为他从小热爱体育，讲究规则”。

（四）体育与政治

政治组织有可能建立在体育组织之上。“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提出汉人学洪拳，利用教拳的掩护，组织反清社团。清末，洪门、义和团都通过传拳形成政治组织，宣传政治主张。

体育可以为政治所用，当代也是如此，南非的曼德拉曾把足球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中国曾经成功地进行了乒乓外交。

五、近代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发展的差异

清末民初的创拳与世界体育勃兴在时间上是一致的，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武术的发展与西方体育的发展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反映出不同的文化轨迹。

（一）神圣的武术与竞技游戏的体育

武术拳种在传播中一直保持着某种神圣性，这与武术本质上是生死搏杀之术关系密切，其教学自然与普通游戏、普通运动，譬如说跑步、打球不同。武术教学严格要求一个“敬”字，要求敬拳、敬师。而西方体育，尤其是美国，受杜威（1859—1952）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影响，把田径、球类等运动引入学校，重视运动的竞技性和游戏性，务实地构建公开、公平的规则。

（二）科学与神秘经验

近代欧洲，十分重视体育科学。1793年，德国的古茨穆茨出版了体育名著《青年体操》，提出了人体运动的4种分类方法，即按运动的目的、性质、解剖学特点和动作的类型进行分类。1804年《青年体操》第2版，将人体运动分为步行、跳跃、跑、举物、角力、游泳、攀登、平衡和投掷9类。他广泛应用实物教学，特别注意单杠、跳跃器械、平衡木、软梯及滚翻运动等器械体操的内容。中国的武术教学却至今没有从经验中走出来。尽管晚清以来，武术也迎来了理论的大发展，但这些理论的内容仍然主要是汇总经验，而不是以逻辑和理性为基础。其实，很多经验背后是有科学原理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挖掘出来。

（三）师徒制与教练制

传播方式的一个重大差异是师徒制与教练制的差异，中国武术传承一大特点就是师徒制，西方体育运动的教练制与师徒制迥然有异。师徒制强调亲密的人身关系，教练制强调严谨的契约关系。西方体育运动，诞生了很多明星运动员；中国武术领域，诞生了很多开宗立派的大师。

（四）古今关系与自信

在古今关系上，中国儒家有尊古的传统。事物皆有两面性，从好的方面讲，这是尊重先人贤者；从不好的方面讲，则如《淮南子》中所说:“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不但武术界如此，其他许多传统文化领域也都有这种倾向，喜欢上追先祖，动不动溯及黄帝、老子、张三丰。

细说起来，崇古贱今大致有下列原因：

其一是谦虚，是尊奉《论语》中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格言，效法孔子，做一个谦谦君子，只记述，不敢妄自创作。

其二是宗教化的需要，因为在宗教中越古老的越神圣，越无法超越；科学则相反，越晚近的越昌明。

其三是不自信的表现，明明是今人创造的却不敢说是自己创作的，怕不能被别人接受，于是出现了大量的伪经、托古、乱史。把自己写的文章说成是庄子写的，把自己的作品说成是黄帝的作品，把邻居创造的说成是张三丰发明的。在一个并不鼓励创新的保守的时代，这样做也是不得已。今天我们称赞一个人“创造力十足”“创新能力强”，但是在中国古代正统保守的社会中通常是不会这样夸人的。

其四，没有随喜之心，不愿客观公正地肯定当代人的贡献，“羡慕嫉妒恨”使然。

其五，否定了当代人、同龄人，搅乱历史，以方便欺世盗名，窃取发明成果。这就像今天学术论文中引用他人观点，不注明出处，或者乱注出处一样。反观近代西方体育，篮球、排球、乒乓球的发明过程，记载得十分清晰。

（五）逻辑清晰的规则与模糊的伦理

中国传统社会重视伦理道德和规则秩序。伦理秩序贯穿在社会生活的每一细节，包括武术，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过于讲伦理，模糊的伦理规则会弱化求真，弱化实用，束缚了自由的思想，弱化了技术的发展冲动，阻碍了技术的进步。近代体育运动则发展出清晰、简明、平实的规则体系，讲究公平、公正、公开，方便了推广和技术进步。

（六）竞技与修养和艺术

在竞技与修养、艺术方面，中国近代以来的武术，似乎更重视修养的功能，文化的内涵更丰富，所以在武术之上产生了武侠小说和功夫电影。武术的社会价值和功能更加丰富，似乎为西方体育所不能完全涵盖。

从现代体育运动的角度看，武术是室内与户外的结合，体操与竞技搏击的结合，军事技能与身体素质锻炼的结合，是宝贵的人类智慧结晶。如果武术能够借鉴近现代国际体育发展的经验，走科学化之路，将有望获得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