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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服务和消费驱动经济增长
2016年，中国GDP增长6.7%，较2015年回落0.2个百分点。从三次产业来看，第二产业呈现企稳迹象，第一和第三产业仍在回落。2016年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3.3%、6.1%和7.8%，分别较2015年回落了0.6、0.1和0.4个百分点。
从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看，经济增长的回落主要和第二产业的拉动下降有关。第一产业对GDP拉动为0.3个百分点，和2015年持平。第二产业对GDP的拉动为2.5个百分点，比2015年下降0.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GDP的拉动为3.9个百分点，比2015年提高0.4个百分点。
从贡献率看，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为4.4%，基本和2015年持平；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为37.2%，较2015年回落4.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为58.4%，较2015年提升了4.7个百分点。
从细分行业来看，2016年房地产行业增加值增长了8.6%，较2015年加快了5.4个百分点；其对2016年GDP的贡献率达到了7.8%，较2015年提高了5.1个百分点，改善幅度最大。这主要得益于前期持续宽松的政策环境的支持。
而金融业对GDP的贡献率则由2015年的16.6%降至7.1%，回落了9.5个百分点。其他行业中，交运行业对GDP的贡献率显著提升至4.3%，改善了1.7个百分点，反映了物流行业快速发展的态势；批发和零售业对GDP的贡献率为9.6%，较2015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
其他服务业的贡献率为 27.1%，提高了 2.5 个百分点。而工业、建筑业以及农林牧渔对GDP的贡献率均较2015年有所回落，分别下降了0.6、0.1和0.5个百分点。
从三大需求看，消费成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力量，投资和净出口尤其是净出口拖累经济下行明显。2016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4.3个百分点，比2015年提高0.2个百分点。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2.8个百分点，比2015年下降0.1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0.5个百分点，比2015年下降0.4个百分点。
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4.6%，较2015年提升4.7个百分点。消费仍然是GDP增长最主要的拉动力量，且其贡献率自2013年以来持续提升。而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2.2%，较2015年回落0.4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8%，跌幅较2015年扩大4.3个百分点。
不难看出，如果不是净出口拉动下降，总体经济增长应该是7％，要比最后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提高0.3个百分点。
2.季度增长呈L一横走势
从节奏来讲，2016年前三个季度均保持了6.7%的增长，第四季度略升至6.8%，全年走势基本平稳。四季度GDP增速高于前三季度及全年均值，从产业层面看，主要源于服务业驱动。四季度与三季度相比，一产增速回落1.1个百分点，二产持平，三产则由7.6%上升至8.3%，改善0.7个百分点，推动GDP改善。
从三驾马车的贡献来讲，四季度GDP增速改善，主要源于资本形成总额以及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提升。其中，最终消费对GDP累计同比的贡献率由前三季度的71%降至四季度的64.6%。
而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则由前三季度的36.8%提高至四季度的42.2%，主要源于制造业补库存对资本形成的支撑作用。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由前三季度的-7.8%改善至-6.8%，主要源于全球经济短期回暖带动外需改善。
3.预计2026年人均GDP有望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
2016年实现人均GDP53980元，比上年增长6.1%。根据2012年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GNI）：1035美元或以下的是低收入国家，1036美元和4085美元之间的是中下等收入国家，4086美元与12615美元之间的是中上等收入国家，12616美元或以上的是高收入国家。由于人均GDP的数据更容易跟踪，我们可以预测出中国何时可以跨入高收入国家。
由于世行的标准是2012年的，我们需要把人均GDP换算为2012年不变价。近5年来，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约为0.5%。假如我们在十三五期间能保持年均6.5%的GDP增速，那么我们的人均GDP可以实现平均6%的增长。
按照2012年的价格来计算，我国2020年的人均GDP可以达到68149元，假设1美元兑7人民币，约合9736 美元（2012 年价格）。假设在之后，我国人均GDP分别保持5%和4%的年均增长率，那么，2026年我国的人均GDP可以达到12799 美元，跨入高收入国家。
1.城乡居民收入
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同比名义增长8.4%，剔除通胀因素实际增长6.3%。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名义增长7.8%，剔除通胀因素实际增长5.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 元，增长8.2%，剔除通胀因素实际增长6.2%。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2，比上年缩小0.01。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0883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3%。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529 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2899 元，中等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0924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31990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9259元。
2016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711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9%，剔除通胀因素实际增长6.8%。全年农民工总量28171万人，比上年增加424万人，增长1.5%。其中，本地农民工11237万人，增长3.4%；外出农民工16934万人，增长0.3%。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3275元，比上年增长6.6%。
2.消费
2016年我国消费市场实现了平稳较快发展，消费连续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6%，比2015年提高4.7个百分点。
2016年的消费市场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以“互联网+”为引领的新型消费模式蓬勃发展。网络零售和便利店、购物中心等新兴业态增速较快。2016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5.6%，占社零总额比重已达到12.6%，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
汽车销售成为消费市场最大亮点。受小排量汽车购置税减半政策和升级换代需求增加共同推动，2016年汽车消费实现了快速增长。全年汽车销售超过2800万辆，同比增长13.65%。新能源汽车销售超过50万辆，连续两年销量居世界第一位；SUV 销量增长将近50%。
品质化、升级类商品成为市场销售热点。消费者对个性化、多样化商品的需求不断提升，智能、绿色、大品牌、高品质商品受到市场欢迎。
大众化服务消费加速发展。随着消费升级加快，消费者更愿意为提升生活品质和品位花钱，消费内容也从以购买商品为主向购买更多服务转变，餐饮娱乐、文化休闲、健康养老消费持续旺盛。
3.消费升级从商品消费驱动转向服务消费驱动
随着国民收入进一步提高，2016年品质消费呈现爆发式增长，消费需求正在向高层次、高质量、个性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我国消费升级将从商品消费驱动转向服务消费驱动，从传统消费驱动转向新兴消费驱动。
新技术催生新消费热点、新理念带动服务消费增加。居民收入保持中高速增长为消费结构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随收入水平提高，必需品消费占比不断下降，奢侈品消费占比逐渐上升，未来传统消费逐渐衰落，新兴消费逐渐兴起。
中国城镇居民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居住等消费品等传统消费占比下降。新兴消费兴起，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占比明显上升。消费结构升级趋势：从低端到高端，从生存型到服务型，从低层单一型到奢侈实用型。未来基本生活类消费支出所占比重下降，发展型消费支出显著增长，享受型消费支出稳步增长。
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助推了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不断提高。从2005年到2016年期间，中国农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经历了平稳快速的增长，总体来看，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率高于城镇。2016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1236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616元。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从城市向农村不断渗透，城乡收入差距逐年减小。
收入阶层中，中产阶级人数迅速增长。中产阶级为家庭年收入在6-22.9万元间，于2000年占我国城市家庭的4%，到2012年该比例增至68%。截至2015年，我国中产阶级绝对人口达1.09亿人，雄踞世界第一，占全国成年人比例11.3%。预计2020年，中国中产阶级人口超过4.7亿。
中产阶级作为消费新金矿，开始崛起。自2000年以来，中国中产阶级的财富大幅增长330%，2015年已达7.3万亿美元，占全国财富的32%，这些家庭的消费支出增长将在当前至2020年期间的消费增长总额中占90%。中产阶级消费结构中一般消费品（食品、衣着、家电设备及用品）占消费支出比例下降，奢侈品占比增加，耐用品基本趋于稳定，变动较小。
中产阶级的家庭消费中，较少的比例用于满足生存消费需求，而更多的消费支出用于提高生活品质上，而家庭耐用品消费支出占比恒定说明，中产阶级大多都达到了现代生活的基础水平。中等收入消费群体更多有略微奢侈抑或高消费倾向，注重感官和物质享受的消费偏好，追求更舒适、享受和高效率的生活方式。
2016年以来，央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了适度的流动性，维持利率水平低位运行，继续改善贷款结构，加大对实体经济领域的支持力度。
广义货币平稳较快增长。2016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155.0万亿元，同比增长11.3%，比上年末低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48.7万亿元，同比增长21.4%，连续10个月增速达到20%以上，比上年末高6.2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为6.8万亿元，同比增长8.1%，比上年末高3.2个百分点。
2016年全年现金净投放5087亿元，同比多投放2130亿元。2016年以来M1同比增速显著快于M2，M1/M2剪刀差在上半年不断扩大，7月达到峰值后回落。全年M2增速略有下降，但仍高于名义GDP增速，相对于经济增长的需求，货币供应总体较为充裕。
存款增速小幅放缓。2016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155.5万亿元，同比增长11.3%，增速比上年末低1.1个百分点。其中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150.6万亿元，同比增长11.0%，比上年末低1.4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14.9万亿元，同比少增924亿元。外币存款余额为7119亿美元，同比增长13.5%，比年初增加845亿美元，同比多增678亿美元。
从人民币存款部门分布看，各部门存款增速出现分化。2016年末，住户存款余额为59.8万亿元，同比增长9.5%，增速比上年末低3.4个百分点，当年新增额5.2万亿元，同比多增7623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为50.2万亿元，同比增长16.7%，增速比上年末高3.0个百分点，当年新增额7.2万亿元，同比多增2.0万亿元。
政府存款余额为27.0万亿元，当年新增额2.8万亿元，同比多增8554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12.7万亿元，同比减少0.6%，当年新增额-783 亿元，同比少增4.2万亿元，主要因证券及交易结算类存款和SPV存放（包括表外理财、证券投资基金、信托计划等）等减少所致。
贷款增速基本稳定。2016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12.1万亿元，同比增长12.8%，增速比上年末低0.6个百分点。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06.6万亿元，同比增长13.5%，比上年末低0.8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12.65万亿元，同比多增9257亿元。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为7858亿美元，比年初减少445亿美元，同比少减57亿美元。
从人民币贷款部门分布来看，住户贷款增长较快，主要是个人住房贷款增加较多。2016年末，住户贷款余额为33.4万亿元，同比增长23.5%，其中个人住房贷款比年初增加4.8万亿元，同比多增2.3万亿元。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余额为71.9万亿元，同比增长9.3%，当年新增额6.1万亿元，同比少增1.3万亿元。从期限看，中长期贷款比年初增加9.8万亿元，同比多增3.1万亿元，增量占比为77.8%，比上年同期提高20.7个百分点。部分产能过剩行业贷款增速显著放缓。
社融规模适度增长。2016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55.99万亿元，同比增长12.8%，增速比上年高0.3个百分点。2016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7.8 万亿元，比上年多2.4万亿元。从构成上看，主要是人民币贷款大幅多增以及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明显增加。
2016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大幅多增，个人住房贷款增加较多。全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69.9%。
二是企业债券融资略有增长，股票融资同比多增。2016年企业债券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比重为16.8%，比上年低2.2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比重为7%，比上年末高2个百分点。
三是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明显增加。2016年实体经济以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方式合计融资3.0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4万亿元。四是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同比大幅减少。2016年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存量为3.9万亿元，同比减少33.4%。
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稳中小幅下行。人民币存款利率保持稳定，2016年一年期定存利率维持在1.5%不变。此外，贷款利率小幅下行。12月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27%，与上年12月持平。
其中，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44%，比上年12月下降0.20个百分点；票据融资加权平均利率为3.90%，比上年12月上升0.58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52%，比上年12月下降0.18个百分点。
货币市场利率走高。截至12月底，相比2015年末，银行间7天、14天、21天和1个月回购利率分别上升了32、69、161和5个基点，至2.71%、3.59%、4.80%和3.00%。R007五日、十日均值分别上升70和83个基点，至3.21%和3.31%。
国债收益率曲线上移，期限利差缩小。2016年末，1年期、3年期、5年期、7年期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较年初分别上升30、22、11、12和14个基点，分别至2.65%、2.79%、2.85%、2.99%和3.01%。
10年期与1年期国债期限利差为36个基点，较年初收窄16个基点。全年债券市场走势先强后弱。年初到4月初，收益率总体维持震荡调整格局；4月初至6月初，收益率有所上行；6月中至10月下旬，收益率稳步下行，中长期债券收益率下行尤为显著；10月下旬以后，债券市场出现一定调整，国债收益率曲线上移。
货币政策。2016年，央行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货币政策灵活适度，同时注重稳定市场预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存贷款基准利率方面，央行保持2016年存贷款利率不变，2016年末金融机构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和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为1.5%和4.35%，与2015 年末相同。
准备金率方面，央行降准一次并进一步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2016年3月，央行普遍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将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准备金率从年初的17%下降到16.5%。
另外，继2015年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考核由每日达标改为维持期内日均达标后，央行在三季度进一步改革存款准备金考核制度，对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的交存基数实施平均考核，“双平均”考核制度有利于增强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也有利于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公开市场操作方面，在国内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波动加大的背景下，央行以7天期逆回购为主配合其他品种和工具灵活开展操作，同时进一步完善公开市场操作机制，丰富逆回购期限品种，促进了银行体系流动性基本稳定和货币市场利率总体平稳运行。
2016年，央行累计开展中期借贷便利操作55235亿元，期末余额34573亿元，比年初增加27915亿元；累计开展常备借贷便利操作7122亿元，期末余额为1290亿元；累计开展抵押补充贷款提供资金9714亿元，期末余额2.05万亿元；累计开展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投放流动性24.8万亿元，开展SLO操作投放流动性2050亿元。
2016年年初，央行建立了公开市场每日操作机制，将操作频率由每周两次提高到每日一次。8月下旬和9月下旬，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先后增加了14天期和28天期逆回购品种，适当延长资金投放期限，有利于防范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
此外，2016年年内7天期公开市场逆回购中标利率基本保持稳定，其中2月逆回购中标利率上行10个基点反映了2016年9月份以来货币市场利率中枢上行的走势，是资金供求关系影响下的结果。
2016年外汇占款继续下滑，但降幅较2015年收窄。央行通过降准、公开市场操作以及MLF等工具对货币投放缺口进行对冲，保证了基础货币的稳定合理增长，同时灵活运用逆回购、SLO等工具对短期流动性波动进行平滑。从基础货币增速来看，2016年在央行对冲外占下滑的背景下，基础货币余额增速呈前低后高走势，年末回升到10%以上。
2016年央行资产负债表继续扩张，全年央行总资产增加2.59万亿元，增幅8.1%，扭转了2015年负增长态势。从资产结构来看，呈现显著的分化，主要表现为以外占为代表的国外资产项目持续下行，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项目大幅增加。
央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主要表现形式是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再贷款、逆回购以及MLF等政策工具，这一项目2016年全年增加5.8万亿元，成为对冲外占的主要途径。以2007年为基期，截至2016年底中国央行总资产扩张1.03倍，M2规模扩大2.84倍。较其他主要国家而言，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幅度较小，而广义货币 M2 扩张幅度较大。
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幅度加大。截至12月30日，即期汇率由2015年底的6.4936变动至6.9495，人民币贬值7.02%。人民币的贬值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下行，出口持续承压；二是美元处于强势周期，美联储加息预期下，资本大量流出国内市场。
汇率政策方面，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明确了“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这一机制能够更好地反映市场供求，有利于保持一篮子货币基本稳定且稳定市场预期，增强了人民币的市场化水平。截至12月30日，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由2015年底的6.4936变动至6.9370，贬值6.83%。
离岸人民币汇率方面，截至12月30日，美元对离岸人民币即期汇率由2015年底的6.5687变动至6.9695，贬值6.10%。人民币有效汇率方面，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由2015年底的130.27下降至2016年底的122.81，下降5.73%，同期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下滑5.85%。
2016年12月29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货币篮子调整公告，CFETS指数新增11种货币。币种增加后，篮子货币数量由13种提高到24 种，CFETS原有币种的权重普遍下降，这提高了CFETS篮子的代表性，也有助于维持其稳定。
2016年外汇储备继续下滑。截至2016年末，现有外汇储备规模为3.05万亿美元，全年累计减少3867亿元，回落至2011年一季度的水平。
在2016年美元指数总体走高的背景下，美元对欧元、日元等储备货币升值所造成的汇兑损益是我国外汇储备不断缩水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测算发现，汇兑损益部分外汇储备减值达453亿美元，占外汇储备减值总额的12%左右，拖累了外储数据。
2016年对外债务基本稳定。截至2016年三季度，全口径外债规模为14320亿美元，较2015年底小幅上升158亿美元。从币种结构来看，本币外债占比40%，外币外债占比60%。外币外债中美元债务占79%，日元债务占比4%，欧元债务占比8%。
虽然近年来随着美联储加息周期的启动以及美元升值，外债偿债压力增加，但是总体风险并不高。一是中国的外债与GNI的比率在13%左右，显著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二是外债中短期外债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且处于较低水平，意味着出现短期流动性危机的风险较小。
201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7841亿元，比上年增长6.4%。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27404亿元，同比增长7.3%，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总公共预算支出的14.6%，比去年高0.2个百分点；
地方财政用地方本级收入、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资金等安排的支出160437亿元，同比增长6.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总公共预算支出的85.4%，比去年低0.2个百分点。
201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9552亿元，比上年增长4.5%，远低于2015年8.4%的增速。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2357亿元，同比增长1.2%，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总公共预算收入的45.4%，比去年下降1个百分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87195 亿元，同比增长4.2%，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占总公共预算收入的54.6%，高比去年提高1个百分点。
从财政收支差额来看，财政收支具有较强的季节性。每年收支差额在12月份和1月份波动比较大，12月份是为了平衡财政收支，调节财政收支额度；而1月份则是扩大支出维持生产开工的重要时间窗口。
以1995年为分界点，财政收支占GDP比重先下降后上升。财政收支占GDP比重最小的是在1995年，之前逐年下降，之后逐年上升。
2016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1.4%，比2015年下降0.7个百分点；2016年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为22.3%，比2015年下降3.2个百分点。除了1981年和2007年财政支出占 GDP比重小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其他年份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均大于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
财政收入以税收收入为主。201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为130354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81.7%。税收收入同比增长4.3%，增速比2015年低0.5个百分点；非税收入29198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8.3%。非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远低于2015年18.9%的增速。
在整个税收收入中，占比最大的是增值税，其次是企业所得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国内消费税、个人所得税。2016年税收收入中增速最快的是增值税，其次是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消费税。
2016年PPP呈现加速落地的态势。截至16年12月末，全部入库PPP项目总投资额13.5万亿元，落地2.2万亿元。按执行阶段项目口径计算，1、3、6、9、12月末落地率分别为20%、22%、24%、26%、31.6%，稳步提升。
而根据财政部要求，第二批6589亿示范项目应于2017年3月底前完成采购，第三批1.17万亿示范项目应于2017年9月底前完成采购。预计2017年PPP实质性落地规模将进一步扩张。
一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PPP是最能够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效应的政策工具，国家通过试点 PPP 证券化正在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PPP，另一方面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保增长仍需要基建发力，两个方面都使得2017年PPP将会有更快的推进。
2017年的财政和准财政都将重点支出于教育、社会保障就和业、节能环保、交通运输等领域。准财政政策主要是利用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对经济进行调节。国开行贷款主要投向棚改、铁路、水利和城镇化建设。
2016年上半年对棚改和水利的贷款已经超过了2015年全年的发放量。国开行将陆续通过专项建设债券募集资金，以项目资本金投入等方式参与基建投资。
2016年低增速经济拉动高城镇就业。与经济增速鲜明对比的就业目标超额完成，态势稳定且良好。2016年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突破1000万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并好于预期。
1-9月，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426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25万人。12月份调查失业率数据为4.02%，明显低于前三季度的4.04%，4.05%，4.04%。整体来看，目前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度增长，增速有所降低但就业却处在一个很平稳的阶段。
剔除季节因素影响，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继续保持相对稳定。由于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加和服务业比重的不断提升，GDP边际增长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人口结构中适龄劳动人口比例降低进一步改善了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全国求人倍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在2016年上半年求人倍率小幅下降后，在3季度明显改善。2016年全年求人倍率保持在1.05以上。
2016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765万人，同比增加16万人，再创历史新高。2015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70%以上，2016年以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基本维持在上年水平。
2016年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元年，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是改革重点。山西经济受煤炭去产能冲击，由此带来的失业问题也较为严重，安置煤企职工工作相对棘手。
国企隐性失业、外企裁员公开失业、大学生就业难等就业风险仍然存在，致使新增劳动力放缓。但产业结构逐渐向服务业转型吸纳就业增多，比重持续加大。
创业潮消化大批次就业人群，劳动力人口减少缓解就业压力，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缓冲时间。虽然未来就业可能会出现一定压力，但是大规模失业触发基本不可能发生。
